上世纪60年代，黄金和外汇储备分配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由于外资银行享有重要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央行无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率来有效控制国内利率和信用总额。外资银行的资产流动性很高，很容易摆脱各种措施的限制。如果首付不足，这些银行无需向东道国的中央银行求助，就可以很容易地从总行获得临时贷款。此外，外资银行实力雄厚，具有单方面决定利率的能力，因此市场利率对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不敏感。

除外国银行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证券和商业票据市场相对狭窄。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市场业务不仅困难，而且这些金融资产的价格也会因为交易量大而波动，必然会导致利率大幅波动，从而损害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抑制相应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骨干企业已经国有化，资金主要依靠官方渠道。但是在农村，分散的中小企业资金一般来自民间非正式信用网络，因此不在中央银行的管理范围之内。因此，整个金融体系对央行的经济政策反应迟缓。

由于经济政策的范围和效果有限，发展中国家只能使用更直接的行政手段实施货币政策。这些方法包括直接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对确定央行各种再贴现贷款选择额度的银行提供的各类贷款额度设定具体上限和相关指导；实行进口预付存款制度，抑制影响国内货币需求的外部因素。对于贴现率的调整和市场操作的公开，这种直接管理方式还会影响中长期的国内货币形势。但是，这种方法在日常管理中起着次要作用。

首先，行政命令的发布和实施之间必须有一个宽限期，由此产生的时滞导致政策效果不能很快显现出来。其次，不要太频繁地使用道德说服和行政压力。否则，整个控制系统可能会过度紧张，随时引起强烈的阻力。再者，由于缺乏灵活性，行政手段似乎无法定期调整和修订。最后，行政手段的运用本身也面临困难。例如，为了实现储蓄目标需要设定高利率，为了实现投资目标需要设定低贷款利率。这样的双重目标和商业银行的必要利润率矛盾，利率的决定相当犹豫。

有效的货币管理有赖于灵活多样的经济管理手段和切实可靠的行政管理手段的合作。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面临着现有经济管理手段不足和无效的问题，只能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央行不完善的职能和对行政手段依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有主观原因，但这是深层次的背景条件造成的。


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程度低相应货币化程度也低，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发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在于通过信贷渠道的收缩和扩张实行货币供给；名义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形成所谓负利率，信贷需求弹性无限本币汇率被高估，外汇需求过剩。这是众所周知的金融抑制现象。

因此，发展中国家缺乏使用经济手段的环境。发展中国家央行管理的另一个明显局限是缺乏经过专业培训的实用人才。货币局这样的早期“中央银行”，在功能上与其说是决策机构，不如说是执行机构，所以只能起到单纯的机械作用，实际上不能为员工提供提高业务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设施。当然，也可以聘请外国专家来解决高级管理层不足的问题。但是，由于直接从国外来的专家大多不知道本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很难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另外，海外专家流动性很高，不能长期留在海外。因为习惯在民间部门工作的外国经理不想在容易受约束的政府部门工作，所以不可能从当地的外资银行吸收外国人。更何况央行的管理是高度保密的，外资银行的人员是否完全可靠也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由于人才短缺，央行的一些重要职能必须受到约束。特别是银行监管、经济预测、政策指导等需要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工作，更容易受到冲击。

发展中国家的绝对国内生产总值普遍较低，但由于依赖进出口，经济更为开放。因此，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商品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运用经济政策变得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重视行政手段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的发展还不成熟。为了达到完美，经济手段的应用必须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因为经济现象的变化有规律，但规律的使用需要技术，正确理解各种经济指标的含义，也需要正确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当然无能。


客观地说，发展中国家规模小、货币化程度低、金融市场不发达，缺乏充分利用经济管理工具的条件。这种情况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宏观经济调整手段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时必然会形成各种障碍，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因此，有通过国际储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强烈意愿。

另外，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的积累通常是国内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筹集信贷筹集外债的基本条件，形成了对国际储备的投资需求和信用需求。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发展中国家维持高水平的国际储备，这构成了国际储备需求的下限。

黄金储备的数量分配
黄金作为国际储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国际货币交易所形成的初期。黄金储备的重要性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而起伏，但即使在黄金非货币化的高峰期，黄金作为一般财富的象征，凭借其内在价值，一直在国际储备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探讨国际储备体系对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需求的影响的过程中，黄金储备的分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最先看到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40年代，发达国家的5个黄金储备国（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的黄金储备总量与非石油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从比赛的角度来说，可以说他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但是，这种情况在源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具有“脱贫”特点的国际储备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发生了微妙的根本性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有所增加，但5个发达国家的黄金储备增长占国际储备增长的三分之二，因此国际储备中的黄金储备也占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此相反。当时，非石油发展中国家的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的不到五分之一，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增长的10%。

这些事实表明，在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发达国家国际储备的增长主要是黄金储备的增长，石油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的增长不仅十分有限，而且主要吸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是说，经过20年的变化，世界黄金储备经历了向发达国家的集中过渡过程。此时，5个发达国家的黄金储备已经是非石油发展中国家的6倍以上。

总结
发达国家黄金储备集中的过程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依赖的支柱。发达国家充足的黄金储备是该系统正常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保障。20世纪60年代，黄金储备在暂时平息与之相伴的美元走势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试想，如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美元对黄金规则，大规模将美元存量转为黄金存量，这无疑将对“美元金本位”构成致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