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09 11:51:18
一辆普通七座商务车里，张蔷边听音乐边纠正自己的粤语发音，几天后，她将在《乘风破浪》的舞台上表演这首粤语歌。车上坐满了人，有她的先生兼经纪人咸国坤，还有助理和安保人员。“我都饿了……”助理在后座嘀咕，“点菜点菜，马上点啊，到了就点！看看想吃什么。”张蔷听见了，忙着张罗。
“蔷姐这人厚道，没那么多事儿。”乐队DJ吕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和不少歌手合作过，很多人把和乐队的雇佣关系拎得很清楚，自己单吃，给乐队成员订盒饭，张蔷从来都和乐队一起吃饭，把乐队称为“自己的团队”。站在《乘风破浪》舞台上，她对那英说“叫我张蔷就行，蔷蔷，蔷子，都可以。”
典型的一个北京大妞——张蔷身边的人都这么说，虽然她1967年出生，已经55岁。吕硕认识张蔷不过五六年，但他觉着，张蔷年轻的时候八成也这样，正像她一如当年的爆炸头和唱的那些迪斯科舞曲，多少年了，居然还是那个味儿。
张蔷意外成了一颗时代的琥珀，在外面的世界已然巨变的今天，仍然完好地保存着80年代的独特光泽。
6月19日，张蔷在“非常规巡航”巡演长沙站 图/视觉中国6月19日，张蔷在“非常规巡航”巡演长沙站 图/视觉中国
“你们都是哪的？”
看张蔷排练是件开心的事，她和乐队都乐呵呵的，一起摇头晃脑，尽管排练厅是个地下室，还有点怪味儿。张蔷平顺的头发被两个大夹子夹在耳后，演出时的爆炸头，都是假发，她准备了好几顶，长短不一，颜色各异。如今，她热爱的这个发型不再需要折腾自己真正的头发了，不像1985年，在那个烫发还只能去“四联”，甚至需要介绍信的年代，她的妈妈担纲了发型师的角色。
那年，张蔷正要出第一张专辑，她刚好在杂志上看到了芭芭拉·史翠珊，史翠珊的“爆炸式”发型一下子吸引了她，家里没有专业的烫发塑料棒，张蔷和妈妈把筷子剁成一截一截，卷上头发，皮筋一勒，倒上威娜宝冷烫香波，烫完还真像那么回事，幸亏她的发质易定型，烫一次能管不少天，毕竟直到第二年，她才有了摩丝发胶。
在她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的封面上，张蔷顶着爆炸头，身穿印着英文的大红色卫衣，戴同色发带，专辑选曲大部分由她自己完成，翻唱当时海外最流行的英文、日文歌曲。无论封面装束还是音乐内容，在当时的背景下，简直不可思议。她的审美远超那个时代，多年之后，张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恐怕要归功于她成长的环境。
张蔷从小住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大院儿，跟着在新影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妈妈跑来跑去。新影的边上就是北影，中间隔着个测绘局，张蔷在测绘局院里上小学，每天放了学不是去北影院里看美工画背景墙，就是溜到新影厂领导审片子的小影厅，等着看将要引进的最新电影和纪录片。在她孩提的印象里，北影布景墙上的乌云和真的一样，小孩子站在下面，那么渺小。
张蔷还爱往新影厂总编辑的办公室跑，那里有很多国外电影资料和杂志，一个个叫不上来名字的西方歌手和演员，她们的衣着打扮以及生活样态，指向一个张蔷所不熟悉的世界。“我记得有个女明星长得像豹子一样，特别漂亮，她们坐在浴缸里拍照，浴缸里全是泡泡，还有穿着比基尼骑着自行车的，头发吹飞起来。”今天提起这段记忆，张蔷仍然会眼睛发亮。
对美与浪漫的向往，似乎是一种本能，有一次张蔷在爱情片里看到恋人接吻，她觉得那画面太美了，回家对着镜子练，到了学校用课本挡着对着墙练，同学问她：“嘛呢？”她说：“练亲嘴儿呢。”
新影乐团要为各类电影、电视、纪录片、专题片录音，乐团里常有国外唱片作内部资料，张蔷的母亲会把最新的音乐翻录，这些与当时国内音乐大相径庭的歌曲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那时候，短波收音机里不定时能接收到韩国、日本的频道，张蔷没事就调收音机，有一天，一首英文歌曲“击中”了她，那种强烈的节奏让张蔷不由自主地扭动起身体，扭了一会，她觉得身上的毛衣都重了，脱了毛衣继续扭，直到乐曲结束，张蔷楞在那，好像“恋人离开的那种感觉”，她赶紧再去扒拉收音机，可惜再没有了。直到很久以后，张蔷才知道，那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illie Jean》，音乐类型叫迪斯科。
上了中学，时光进入80年代，物质虽然还匮乏，但商场里出现了花裙子、坡跟鞋，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还能买到耳环，新影厂的小年轻们从各自的“海外关系”那倒腾来二手衣，张蔷可以学着杂志里的模样打扮自己了。妈妈手也巧，经常仿着杂志上的款式给她做裙子，张蔷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走在大街上常被人截，在80年代初，北京的男孩通过与素不相识的女孩搭话来交朋友，还不是什么坏事。有一次在小卖部，一个人看见张蔷打扮时髦，搭话说：“周末我家有舞会，你来吧。”
80年代的地下家庭舞会，还属于半违法行为，是公安部门坚决取缔的范畴，可是年轻人需要音乐和自由的社交。“被抓也要去。”张蔷说，有一次她参加的舞会被“小脚侦缉队”举报，片警来了，让他们靠墙边站一排，问：“你们都是哪儿的？”“没人敢说真话。”如今回忆起来，张蔷只觉得有趣，其实，警察对这些年轻人说服教育一通，也就放回家了。下次有舞会，张蔷照去不误。
渐渐的，张蔷认识的一些朋友开始带她去北京展览馆、北京饭店、外交公寓等地举办的公开舞会，那里聚集着北京最时髦的年轻人和所谓“外宾”，无论哪种舞会，基本都是迪斯科。那个时代的青年，对外来文化特别有兴趣，除了迪斯科，张蔷也听其他音乐，但没有任何一种能敌过迪斯科对她的吸引。
从小跟着妈妈学小提琴，又有一把独特的好嗓子，张蔷中学时代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当歌手，而且要当迪斯科歌手。
1983年，还在读高一的张蔷报名参加了北京海淀区青年歌手大赛，张蔷戴着大耳环穿着蝙蝠衫在台上边扭边唱了美国著名卡朋特乐队的歌曲《什锦菜》。多次参加青歌赛、与张蔷同时代的歌手胡月后来回忆，80年代上半叶青歌赛对歌手的仪态甚至手臂举起的高度都有严格要求，歌手的身体是被约束的，不能在舞台上随意晃动。张蔷的比赛结果可想而知，有评委告诉她，歌唱得很好，但是没法获得名次。
第二年参加央视青歌赛，还是一样的结果，但机会并没有让张蔷等待太久。1985年，张蔷妈妈上音乐学院时的老同学听说张蔷歌唱得好，介绍说，云南音像出版社正四处找人，想录一些年轻人喜欢听的歌，让张蔷去试试吧。
“哎呦！您这是迪斯科吗？”
排练完，张蔷领着乐队、助理……浩浩荡荡一群人去吃晚饭，餐厅档次不低，可能是担心量小，张蔷点了十几个菜，直到所有人都嚷嚷吃饱了，菜陆续还在上。有人问“能不能退？”张蔷说：“点都点了，退什么退，吃！”
张蔷不是个吝啬的人，也许和少年成名有关，录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云南音像出版社给了她1400块钱。因为觉得她唱得好，商量好再多录一张，两张一共给了她9000块钱。那时，中国人的月工资还是两位数，两张专辑就让张蔷几乎成了被人崇拜的“万元户”。
在张蔷推出专辑的前一年，伴随着“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个红遍全国的最早的电视广告，中国录音机的拥有量第一次超过收音机。与录音机的普及几乎同步，张蔷的专辑席卷了全中国。
《东京之夜》一经面市就被抢购一空。这盒专辑卖到了250万张，之后张蔷马不停蹄又发行了《害羞的女孩》《星期六》等专辑，光《害羞的女孩》单张销售量就达到420万张。而在20年后，周杰伦创造销量神话、拿下当年亚洲专辑销量冠军的《七里香》，内地销量为260万张。
英国利物浦大学流行音乐研究所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王黔那时正在四川上中学，他记得有一次从四川坐火车去北京，一路上无论停在哪个站，站台放的要么是张蔷要么是邓丽君的歌。几乎一夜之间，张蔷红遍大江南北。
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的原创流行音乐是以《黄土高坡》为代表的“西北风”，那些宏大、苍劲的嗓门儿，继承的是仍然是集体主义审美。张蔷歌里直白的快乐和忧伤，才是个人细小而有温度的情感。她声音中的自由奔放，与同时代一样流行的邓丽君又不相同，且迪斯科是西方正经的舶来品，已经与外面世界隔绝太久的青年人，迫不及待地拥抱了迪斯科，迪斯科不是耳朵的音乐，某种程度，它属于身体。
王黔记得，那时候年轻人听张蔷的歌跳迪斯科，大翻领衬衫与露手指的霹雳手套是必备装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蔷和她所唱的迪斯科具有现代性，不但是对身份和欲望的解放，也是对物质主义的解放。”可以说，是张蔷，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自我，感受到自由，她的歌声因此得已独一无二，成为时代的印记，也是时代的孤品。
1985年~1986年那2年里，张蔷一共发了19张专辑。但由于形象和曲风太过先锋，在那个晚会歌手为主流的时代，她无法登上象征权威的电视，只能在一个个录音机里咏唱年轻人无处安放的青春。曾有知名词曲作者找上门，要给她写歌，只要唱上这些作者的歌曲，她就可以被晚会和电视接纳。
可是张蔷受不了他们写的那些歌——“两只眼睛在扫射，两对目光一重——合（戏腔）”“背吉他的朋友去哪里，我要把那鲜花献给你……”张蔷对他们说：“哎呦！您这是迪斯科吗？”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我这也是迪斯科”“咱们架子鼓一打，就是迪斯科”。
回忆起那些所谓的“迪斯科”，张蔷忍不住乐，“超难听。我直接就说，你们太不懂迪斯科了，迪斯科不是这样的，我唱不了。”妈妈见她直言不讳地拒绝大腕，急得在后面直捅她腰眼儿。
张蔷承认，自己太直了，不会八面玲珑，一方面因为她不喜欢那种表现得很“牛掰”把自己当艺术家的人，另一方面，生活无忧，“确实没到那份儿上”。“北京孩子，就算什么也不干，饿不着冻不着，所以就敢乱推活儿，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张蔷琢磨着，如果自己是个北漂，住地下室，吃方便面，遇上这么一大师，给什么都会接受的，不但接受，还得恭恭敬敬。
直到今天，她这个脾气也没改，总说大实话，管不住自己的嘴，和《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宿舍里聊天，节目组给了多少钱，她都能说出来。找上门的活动，关键要看两点：安全感和开心。张蔷置顶的一条微博上写着：快乐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事情。她说自己一直就只喜欢赚小钱，挣大钱让她害怕，这么辉煌那么辉煌不就是吃点好的吗？太好的东西她也不爱吃，饭桌上，她喜欢吃叉烧肉、水煎包、麻辣虾……最讨厌那些概念菜，挺大一个盘子中间放几颗，围一堆烟雾，“吃到嘴里淡吧唧儿的”，太装。
她不乐意装，于是错过了参加晚会、跻身主流舞台坐上一把交椅的机会，尽管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采访了她，将她评为全球最受欢迎歌手的第三名，排名第四的是邓丽君。张蔷是第一个被《时代周刊》报道的中国大陆艺人。
“走穴”是张蔷和同时代歌手共同的记忆。她跟着著名的穴头郭传林走过穴，有一次和刘晓庆一起走穴，一天演了7场，平均3个小时一场，晚上觉都不睡，演完一场，把地上的瓜子壳扫扫，下一拨观众就又进来了。有一场张蔷唱完，观众沸腾了，开始向场地内扔钢镚，像一场闪着银光的雨。她和伴唱每人捡了一帽子钢镚，这个伴唱叫周晓鸥，几年后他组建了零点乐队。
张蔷说自己从来和摇滚圈没有共同语言，但是能感觉到栾树、丁武、高旗、常宽这些后来的乐队主唱都已显露出才华。有一次，栾树在她家唱了首自己写的歌，张蔷对他说，这歌好听，你将来会成功的，等着吧。
1987年，带着张蔷走过穴的郭传林缔造了黑豹乐队，中国流行音乐即将掀开新篇章，张蔷却在这一年选择出国留学。原因很简单，最高纪录一个月录4张专辑的张蔷觉得粗制滥造，拿出去的东西瑕疵太多。有时候她感觉唱得不好，想重录一遍，但制作人转身就关上机器，说：“怎么不好了？这不挺好吗？”
和拒绝那些找上门的词曲“大师”时一样，她不想委屈着做音乐，音乐本来是带给她快乐的事，尤其迪斯科，她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
“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巡演长沙站的演出现场挤满了人，他们跟着张蔷的歌声跳着叫着，几乎每首歌都是大合唱，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年轻“爱豆”的演出现场。这些歌迷大多数是95后，例如做设计工作的阿紫，开票的第一时间就抢到了票，她第一次听到张蔷是在大一，2013年，张蔷和新裤子乐队合作，推出了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张蔷留学回国后，尝试过复出，90年代，她接收到外界的信号——时代变了，迪斯科不再流行，她录了《弯弯的月亮》，但她马上发现自己跑偏了，没有了迪斯科，她就不再快乐。于是，张蔷选择回归家庭，结婚、离婚、再婚，幸运的是，两段婚姻都能让她衣食无忧，那些年，几乎没怎么接触社会，她像个80年代的幸存者一般，仍然“很轴”地怀抱着自己的迪斯科音乐梦想，嗓子实在痒痒了，就自费租录音棚，进去录几段。
在张蔷蛰伏的那段日子，其实迪斯科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以蹦迪和迪厅的形式变成了大众娱乐。根据当时的统计，上海商业性舞场的数目1985年为52家，1990年增加到310家，1996年1336家，其中1992年开业的“JJ”大型迪斯科舞厅最受欢迎，每天吸引一千到两千名顾客。两年后，北京JJ迪斯科广场、莱特曼迪斯科广场、NASA迪斯科中心这几个纯以跳迪斯科为经营项目的娱乐场所，成为首都年轻人最潮流的去处。进入21世纪，以迪斯科为养分逐渐发展出的techno、house等电子音乐细分类型，分化出了更垂直小众的电子音乐俱乐部。
2006年，一直对上世纪80年代时尚文化和音乐风格念念不忘的新裤子乐队，推出了回溯80年代情结的专辑《龙虎人丹》。这张专辑被乐评人称为“一次成功的复古式营销”，MV中，彭磊和庞宽穿着象征80年代的梅花牌运动服，脚踩回力鞋，引发了最早的国潮运动，怀旧逐渐成为消费类型，迪斯科作为复古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英国利物浦大学流行音乐研究所博士王黔观察到，从2010年前后，全国主要城市里，迪斯科再度流行了起来，那些高档的舞厅和夜总会，定期举办迪斯科之夜。这次迪斯科的回归，除了“文化的乡愁”效应，王黔认为与迪斯科的本质有关。
迪斯科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黑人、拉美人以及性少数群体圈子，随后风靡全美，在诞生之初，它的核心价值是为少数群体发声和争取自由的艺术工具。王黔认为，今天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人不同，他们不是为了走出封闭而被迪斯科吸引，而是他们已经打开的眼界发现了迪斯科的起源和本质，因此要把这个音乐领地抢回来。
当年轻人重燃起对迪斯科的热情，摩登天空与张蔷签约，由彭磊和庞宽担任制作人，推出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乐评人张晓舟曾评价，这张以怀旧为题材的专辑是“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一个经典企划”，与其说是张蔷在追忆80年代，更像是新世纪的年轻人对80年代的想象。
这个想象是成功的，张蔷又收获了一批年轻乐迷，再度拥有了与当下对话的能力。年轻乐迷的黏度相当高，这让张蔷的每次巡演纷纷爆满，也使那些最热门的综艺节目看到她的价值。张蔷的经纪人咸国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乘风破浪第二季》《歌手》之前都来找过，都没同意，一是张蔷总说大实话的性格不适合集体生活，另外她觉得自己逢赛必输，因为自己身上没有拼搏的劲头，不喜欢“卷”。但咸国坤觉得，无论为了这些年专辑里和年轻乐队合作的新歌，还是为了巡演造势，还是应该参加，从2020年到2021年，张蔷发行了9张原创专辑，等到《乘风破浪第三季》邀约时，咸国坤把张蔷“连哄带骗”劝了来。
张蔷的工作接洽基本都交给了丈夫咸国坤，只要满足她说的安全感和开心那两条要求就行，其他事情她自己不太操心，除了工作就在家看孩子做饭。她是真的会做饭，聚餐时键盘手提起炸鸡没炸熟，她马上指导：“得小火，裹上天妇罗粉，然后用最小的火，不然外面熟了里面带血。”
相对真空一般的简单日月，某种程度保护了她。张蔷觉得自己命挺好，只是追求个人热爱的东西，时代居然一直需要她。张蔷的一位歌迷曾写下一段话：（张蔷的歌声）就像一切都在萌芽时期的、崭新没有被破坏的发展，非常完好地保留下来，因时代而产生却没有因时代而破坏。
有个朋友说她，“少年得志”和“大器晚成”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词，在张蔷身上统一了。她对自己生活的愿望特别简单，就是“到了80岁，还能唱起来，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