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0 17:22:22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带来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压力问题。而放开生育政策效果不理想且见效期长，但我国退休年龄偏低，缺乏弹性，且与现状不符，延迟退休还有释放红利空间。延迟退休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关注非脑力劳动者身体素质适应性、就业年龄歧视、个人意愿、隔代抚养、岗位释放和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改革原则。有利于及时评估次生风险，进行科学合理调整，提高接纳程度，分摊改革成本。延迟退休能促进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劳动参与率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并带来三重红利。一是增长红利，储蓄提高拉投资，收入增长扩消费;二是财政红利，减轻养老保险资金平衡压力;三是投资红利，教育、护理、医疗康养或受益。
要点
延迟退休释放红利。随着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具体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和抚养比的上升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压力问题。从生育率的角度来看，目前放开生育政策效果不够理想，并未改变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且见效期长，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但从延迟退休的角度上看，或许还有释放红利空间，一来中国的退休政策多年未变已经与发展现状多有不符，二来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退休年龄偏低，三来一些历史因素导致资源浪费，四来当期退休制度缺乏弹性。
虽然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但其推行仍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尤其是要兼顾改革的公平和效率，例如非脑力劳动者身体素质适应性、就业年龄歧视、个人意愿、隔代抚养、岗位释放和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2021年3月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改革原则。这有利于及时评估次生风险，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也有利于提高民意接纳程度，分摊改革成本，降低退休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延迟退休能渐缓人口红利的消退，并带来三重红利。延迟退休能促进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劳动参与率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尽管有人担心延迟退休会挤出青年就业，但研究发现前者甚至对后者有促进作用。延迟退休能带来增长红利，总量方面，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提升储蓄意愿，延缓投资率下降，提高经济潜在增长水平，而收入增长后也能扩大消费;结构方面，延迟退休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延迟退休带来财政红利，延迟退休能改善养老金收支问题，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资金盈余并降低缴费率。延迟退休带来投资红利，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和理财教育）、护理和医疗康养行业或受益。
正文
延迟退休释放红利
3月12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将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再次引发社会上对“延迟退休”的激烈讨论。因此，我们梳理了延迟退休的政策背景、实施难点以及政策影响。
生育率低迷带来人口负债
随着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人口负债具体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和抚养比的上升。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中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方案下，205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分别从2020年的70%下降到58%、57%，之后依然持续下降但中生育率方案下降幅减缓;从抚养比看，在中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方案下，2055年我国总抚养比将分别从2020年的42%上升到76%、74%，主要由于老年抚养比更快的上升之后依然继续上升但中生育率方案下增幅减缓。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对养老金带来收不抵支的压力。
放开生育政策效果不够理想，且见效期长。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出生率先升后降，似乎并未扭转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长期低迷的趋势。人口结构方面，育龄妇女人口及占比本就呈下降趋势，又受年轻人思想观念转变、男女比例失调等影响，初婚年龄推迟，结婚登记人数持续负增长。与此同时，高房价和教育费用带来的育儿成本也抑制了生育意愿。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生育率下降在所难免。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往往伴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降低暂时难以扭曲。另外，从生育到人口结构变动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即使能提高生育率，远水也难解近渴，不能解决中短期内劳动力人口短缺、抚养比提高、养老金压力等关键问题。从生育率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
延迟退休有红利释放空间
第一，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退休年龄偏早，有延迟的空间。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对退休年龄做出调整已经成为多国“不得不做”的选择，具体有直接延迟退休时间和推行弹性退休制度两种方法。直接延迟方面，日本退休金支付的起始年龄从1944年的55岁推迟到现有的65岁，且将从2021年4月开始实施的一项法律修订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新加坡于2019年8月宣布将于2022年7月起把法定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从目前的62岁和67岁分别上调到63和68岁，2030年再分别提高到65岁和70岁。俄罗斯政府于2019月1月通过退休年龄改革方案，计划于未来10年逐步将男性退休年龄由60岁调高至65岁，女性在未来16年逐步由55岁调高至60岁。德国从2012年1月1日开始逐渐退出原有的65岁退休制。根据目前的规定，在1964年之后出生的德国人退休年龄皆为67岁，且德国几年前就有过关于延迟到70岁退休的讨论。弹性退休制度方面，美国民众年满62岁就可以开始领退休金，但领取的金额仅有全额退休金的70%，而每推迟一个月领取折扣就减少，按照法定年龄退休则可以领取全额退休金;如果延迟退休，还能原有的退休金基础上获得奖励性的收益。一般来说，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国家，一般都会对退休金支付结构进行设置，以激励劳动者工作更长时间、限制提前退休。
第二，我国退休政策多年未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符。中国退休制度建于建国初期，中间经历了几次细微调整和局部完善，进一步考虑了艰苦岗位和特殊工种人员提前退休和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领取年龄的弹性延长等问题，但其主体部分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法定退休年龄主要在50岁-60岁之间。但是，目前社会已经发生较大改变。其一，中国人均寿命已经从不足50岁增长到76岁，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其二，1963至1975年的“婴儿潮”现象和“一孩”家庭政策对人口结构造成深远影响;其三，男女平等推进下女性劳动价值与自我实现需求提高;其四，过去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划分工作性质，并让体力劳动者更早退休的政策已不尽合理，因为如今技术型工人和办公室勤杂工占比逐渐提高，而其工作耗费体力不及过去的体力劳动者。现有的退休政策亟需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以适应新需求。
第三，部分历史因素导致资源浪费，需要改善。由于居民登记、工资报告制度和法制缺失，养老金改革顶层设计滞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提前退休现象曾比较普遍，主要有内部退养和提前领取养老金两种情况。前者没有正式退休，只是离开工作岗位，企业仍为其交金发生活费;后者则属于提前退休，由社保部门发放养老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有企业为了提质增效给职工办理“内退”，使大批未到领取年龄，有经验、有技能的职工流失;国企改革“下岗潮”中，还有大批职工先“下岗”，而后提前退休和领取养老金，其平均年龄只有47岁，这直接导致了领取年龄的低龄化。
第四，退休制度逐渐缺乏弹性，导致人力资源使用缺乏效率。中国现行政策捆绑了领取养老金和退休的年龄，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必须办理退休手续，出现“被老龄化”的人群。杨燕绥等（2018）认为，客观而言，何时退休应当由个人决定。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并不一样，不同人力资本有不同的绩效，不同的家庭、健康和工作性质决定人们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点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背景下，“老”的概念也具有相对性，固化和统一领取年龄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人力资本的周期性规律，而且并不能很好反映个体差异，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和缺乏人性化。
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虽然延迟退休在各国都是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压力和劳动人口比例降低的有力方案，但其推行仍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尤其是要兼顾改革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延迟退休政策最早在2008年就被官方提出，而其实际推出时间一延再延，也反映了政府对于改革的审慎态度。
公平和效率：延迟退休推行需要维护的两端
许多学者提出了延迟退休政策推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其对公平和效率可能造成的损害。公平方面，延迟退休政策首先需要考虑非脑力劳动者身体素质适应性。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的同时，需要全面考虑到老龄人口独特的生理需求，在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其劳动法规制的保护，以推动平稳过渡。第二，要充分解决就业年龄歧视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年满35岁被视为已经触碰了“年龄红线”，大龄劳动者求职难问题可能加剧延迟退休后就业市场中大龄求职者的待业现象。蔡昉认为，我国就业市场目前还未做好迎接大龄求职者的准备，而破除“35岁歧视线”需要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在立法层面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在培育市场方面构建终身学习机制并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在构建社会共识层面营造对各年龄层富有亲和力的就业市场氛围。第三，还要充分考虑到个人意愿问题。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表示，希望政府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能有更大的弹性，能够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比如实行弹性养老金政策，早减晚增。
提高效率方面，有人提出延迟退休或对隔代抚养造成影响，从而降低生育率。封进等（2020）发现子代会根据父代退休时间规划生育时间，以缓解生育和工作的矛盾。在当前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婴幼儿社会照料缺失环境下，提高生育率和延迟退休年龄两个政策目标存在冲突。还有人担心延迟退休不利于岗位释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目前少有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会对年轻人就业形成挤出效应，但鲁元平等（2016）发现延迟退休可能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方向：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
各国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都采取谨慎态度，主要体现为小步慢行，逐步过渡。“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从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那一刻起，每过一年或几年调整一次，每次延后退休年龄几个月，逐渐延迟到预期的退休年龄。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放眼全球，这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做法，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例如，德国2006年通过法律决定从2012到2029年之间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7岁，方法是前12年每年延长一个月，后6年每年延长两个月。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有利于及时评估次生风险，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也有利于提高民意接纳程度，分摊改革成本，降低退休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单一标准很难适合所有人的意愿，政策制定与落实需要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根据目前的官方表态，政策应当会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弹性化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此外，弹性退休可以利用经济杠杆设置不同退休年龄的奖惩机制来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引导性，如设定法定退休年龄范围，对于早退休者扣减养老金，对于迟退休者增发养老金。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正面效果更需要落实相关配套政策，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多渠道提高养老金积累，也要加快完善失业人员再就业、退休人员返聘、大学生创业等就业支持体系，提高劳动力有效供给。在退休规划方面，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多种形式的福利、技能培训及退休帮助，还应在为员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退休准备财务建议、灵活退休方案等方面进一步努力;而个人也可以使用保险、应急现金储蓄等作为退休准备计划。
对于延迟退休，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还在于，男女退休年龄是否要一致？国际上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占多数。据报道，联合国2015年对16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66%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男女同龄退休制度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应当让男女在同样年龄退休。他指出，从预期寿命来讲，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各国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生理现象;从文化背景来讲，大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是一种性别歧视。但是，人社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分类推进”意味着不同群体、不同性别或将继续保持退休年龄差异。
延迟退休将带来哪些经济红利？
延迟退休能延缓人口红利的消退
延迟退休政策最直观的影响是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劳动参与率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劳动人口年龄上限的扩展将一方面可以改善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让有经验的大龄劳动力不受退休年龄的限制，在其精力、能力范围能更大化实现其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可以有助改善我国老龄人口抚养比。林宝（2018）基于两个方案测算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劳动参与率、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的影响，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从而使中国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高峰延迟近20年。
延迟退休未必挤出青年人就业。一些人担心延迟退休会挤出青年人就业，但研究表明这个观点不一定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有的研究发现延迟退休不仅对青年人就业未产生挤出效应，反而有促进作用。阳义南，谢予昭（2014）通过对27个OECD国家1980-201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推迟退休并没有挤出青年人就业，而是降低了青年失业率。于淼（2015）基于OECD的21国1996—2010年数据的研究也显示验证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不但没有明显挤出效应，反而有促进效应的结论。他们发现，60-64岁的老年人就业率每增加1%，青年人的就业量将提高0.33%，而其失业率将降低0.17%。分性别看，女性所表现出的促进作用更大——女性60—64岁老年人口就业率每提高1%，女性20—24岁青年人口就业率将提高0.41%。北大经院副教授陈凯指出，这既是因为延迟退休或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增加社会总体工作岗位，也是因为高年龄段人口和低年龄段人口技术水平和知识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作用。
带来增长红利：储蓄提高拉投资，收入增长扩消费
在总量方面，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延长人口红利，提高生产者占比，延缓储蓄率下降与投资率下降。从人口结构和对经济的需求端影响看，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是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总消费和总储蓄。比如，儿童和中老年人占比例较高的社会消费倾向较高;中年人占比例较高的社会储蓄倾向较高。在人口红利阶段，生产者（中年人）人数超过消费者（老年人和儿童），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而过剩储蓄在开放经济体中既可以转化为国内投资，也可以带来贸易顺差，从而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
实证方面，刘渝琳、李宜航（2017）通过CGE模型模拟延迟退休对社会储蓄和长期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推行该政策后社会储蓄率波动上升，而消费量、社会产出、利息率也都出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延迟退休在短期内会带来社会储蓄率的增长，并为整个社会投资和消费提供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他们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延迟退休年龄后，个人收入增加，有积累物质财富向下一代转移的动机;其次，退休年龄推迟提高个人对健康长寿的关注，对养老产品消费提高，社会有效劳动力的供给维持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总体上使得社会消费量有所提高;第三，延迟退休增加有效劳动力，缓解用工成本高的困难，推动经济增长;最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提高政府税收，这主要归功于GDP增长所产生的消费税和利息税的增加。
产业结构方面，延迟退休尽管可能减慢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有助于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一些人认为上年纪的人可能在培训新技能与接受新事物方面相对年轻人较为困难，从而不利于改革推进与产业结构的优化。鲁元平等（2016）将产业结构的变化划分为“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合理化反映不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和劳动要素的利用效率，而高级化反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通过构建动态CGE模型，他们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带来的劳动力增长，以及对消费、投资、贸易的积极作用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资本与劳动替代关系的变化会促进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但是，延迟退休或对第二产业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因此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带来财政红利：减轻养老保险资金平衡压力
延迟退休可以大幅减轻社保压力。林宝（2014）测算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将有效改善职工养老保险的资金平衡状况，变资金缺口为资金盈余，且能大幅降低实现资金平衡所需的缴费率。田月红，赵湘莲（2018）根据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了基础养老金长期财务精算模型，以研究不同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对我国基础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她们发现，现行制度下我国基础养老金将有20%的可能在2034年首次出现资金缺口;而在保持目前财政补助比重的情况下，如果从2022年开始每年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3或4个月直到65岁，则资金缺口的发生或将推迟3或7年;如果每年延长6个月，则养老金不会发生缺口。
带来投资红利：教育、护理、医疗康养或受益
延迟退休政策落地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服务的跟进支撑，进而为相关行业带来发展空间。
首先是教育行业，包括职业教育和理财教育。一方面是对于大龄劳动力的职业转型教育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广泛可得的职业教育既是推行政策的前提，也将是推行政策后大龄劳动力为了适应产业结构改革、知识不断迭代而走向终生学习的需求所在。另一方面，我们预计大龄劳动力的养老金、理财、保险等知识的国民教育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这不仅可以促进养老方式的多样化，还可以在提高老龄人口消费能力的同时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针对老龄人口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
其次是护理行业。由于我国对三岁及以下儿童与老年人护理方面的公共服务较为不足，当前退休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人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延迟退休之后，家庭在这方面的需求能否社会化并带来这些行业的大发展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不过，这种需求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并向社会购买服务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从我国当前的收入水平来看，这种需求转化的程度不高。但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在降低提供护理服务的成本并加强监管后，“一老一小”家庭护理的刚需或将随之释放。
另外还有医疗康养相关行业。健康的身心是工作的本钱，延迟退休政策一方面增加了老龄人口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老龄群体对于保持健康体魄的需求。此外，大龄劳动力对于无障碍工作环境的要求会相对较高，因为精力和体力的逐年下降，消费便捷性和舒适度成为老龄人口的关注重点。这或将激发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慢病管理、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