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自己保持冷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要把团体因素纳入考虑时，就更加困难。
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R Malthus)曾作出一个悲观的预言：人口增长由此至终都会高于食物产量的供给，人类最终将面临长期的饥荒。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是提出“悲情科学”(dismal science)一词，此后人们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经济学。为了纪念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 Gary Becker，2014年5月3日逝世)，我们较倾向于将经济学称为全景科学，因为经济学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贝克将经济学应用于一切领域，将微观经济学应用范围延伸到非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新古典经济学主导思潮，理论提出的假设条件高度理想化，包括：每个人都具备高度的理性；都能获得全面信息；都懂得以折现方法将物品的未来价值折合成现值；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等。然而近来，人们开始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假设，致使行为经济学兴起。
然而，我们的亲身经历却与这些理想化的假设背道而驰。我们都知道，获取信息并不容易，有时还要花费不少金钱，要获取全面的信息就更是难上加难，登记手机服务时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却可以慷慨无私地提供信息。经济学家贝克注意到这一特质，所以他更乐于讨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因为福利也包括了无私行为。此外还有“时间不一致”（time-inconsistencies）的问题，即我们的喜好会随时间改变，而且我们很容易低估自身的惰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一些当代经济学家表示，当我们去掉这些理想化的假设时，新古典经济模型便无法产生经济学家定义为“涅槃”的平衡或稳定状态。
大部分私人或专业投资者每日都会遇到一些现象，至于大众如何回应这些现象，普遍可以归结出一系列行为倾向。而行为经济学为这些倾向取了许多有趣的名字，下面我们来介绍几个典型例子：
短视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这一现象表现为人们对于经济损失的反应大过对经济收益的反应，因为人类本能地抗拒损失及风险。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及哈佛、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员发现，投资者对投资效益的评估愈频繁，就愈容易产生短视损失厌恶行为。在参与研究的投资者中，得到最多反馈、获取最多信息的人，能够承担的风险反而越小，收益也最低。
框架效应(The framing effect)：即指投资者容易受到数据呈现方式的影响。每日、季度或年度的投资统计数据，相当于让投资者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每份数据或会导致投资者作出不同的决定。同时，投资者也更倾向于注重短期目标，而忽略了长期目标。
倾斜的概率加权(Skewed probability weighting)：人们似乎更重视投资中的小概率事件。如果我们以高斯分布钟形曲线来看，位于曲线“尾部”的事件发生概率较低，而高概率事件位于钟形的“腹部”。头脑清楚的人便会明白，“尾部”事件实际发生的机率极小，并且变数极大，就好比不要指望买六合彩发财(当然，视乎彩票种类而定，买一张彩票的获奖概率可能只有1.75亿分之一)。然而，研究表明人们在做决定时往往放大尾部事件的概率(Barberis，2008)。
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 1974年，以色列心理学家阿摩司·特沃斯基(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Kahneman)指出，我们经常高估尾部事件的发生概率，因为这些事件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所在。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不寻常且影响深远的事件，例如飞机失事，我们往往以为意外发生频繁，但实际失事的次数却远比想像中少。可得性启发也表现于我们对最近的资讯和经历更加重视。例如，许多人都想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竟然如此严重，这是因为近年来没有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大家无法以过去的经历为鉴。在这种情况下，可得性启发使人低估尾部事件发生的概率。这里并不是想把需要注意的行为偏差全部罗列出来，然而，以上例子应该足以让大家认识到人们的固有偏见，然后学习克服这些意识上的缺陷。如果没有克服这些偏见，我们就会做出错误或不妥的决定，以有缺陷的方式管理我们的投资。举个例子，假如问你，贫困国家儿童最常死于哪种疾病？如果你的答案是“疟疾”，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看过很多相关媒体报道、或全球基金会致力推广根除疟疾的宣传。其实正确答案是“腹泻”。这便是可得性启发法则发挥作用的例证，就如《法句经》(Dhammapada)所说，你那些不经思考、粗心大意的想法，其伤害力远大于你的劲敌。我们都要告诫自己，不要百分百相信自己的想法。
训练自己保持冷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要把团体因素纳入考虑时，就更加困难。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77年出版的《不确定的年代》（Age of Uncertainty）一书中提出“传统智慧” (conventional wisdom) 一词，他表示，我们往往重视自己认识、熟悉、有安全感的事物，并惯于寻找能够证实我们既定观念的信息，同时抵制挑战主流世界观的信息。他甚至戏谑地写道：与其迷失在各种思考之中，倒不如相信胡言。我们天生便存在偏见，同时非常抗拒风险，各种思考的确会对我们造成威胁。此外，我们又可将“传统智慧”叫做“团体迷思”(groupthink)，这一说法由美国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Irving Janis)于1972年提出。团体的压力会导致“头脑效率、现实验证、以及道德判断”退化，因而造成团体思想的迷失。团体越趋于同化，便越容易出现这种思考退化。我的儿子开玩笑称，一个团体的智商等于“个人最高智商”除以“成员人数”。恰巧，有科学证据证实了这种影响。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加里兰研究所(Virginia Tech Carilion Research Institute )的科学家于2012年发现，当个人被分配到团体当中之后，其智商可能会暂时变低。麻省理工学院的汤姆·马龙(Tom Malone)教授的研究显示，团体成员的智商并不能代表团体的智慧。另一方面，马龙发现，团体智慧（即团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会随着团体中女性人数的增多而提高。
这一发现把我们引向一项生理因素——荷尔蒙。荷尔蒙会影响我们处理偏见的能力。当我们承受压力时，人体生成的皮质醇、肾上腺素和睪丸激素增多，激发即时反应，但同时不利于逻辑和创造性思维，也令我们无法预见短期行为所导致的长远后果。由于女性的睪丸素低于男性，因此这些由压力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女性身上没有那么明显。除此之外，焦虑情绪也对我们不利。过度重视短期“威胁”，使人在承受压力时更容易变得焦虑；相反，眼光放长远能够减轻焦虑情绪。若要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则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偏见。
在金融市场中，我们经常谈到“共识”的问题。你可以问问自己，以下哪种情况令你最感舒适：当你的观点与共识相近的时候，抑或与共识相距甚远的时候？显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共识，但这将有损市场效率。如果大家观点相同，大家都想同时买入或卖出，没有人愿意反其道而行之，市场便失去了流动性。经济危机时，情况便是如此，正如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个人的固有偏见加上团体的迷思，便是金融泡沫的成因：在群体中的舒适感令大家对现实验证变得迟钝，而大家一起犯错时，似乎比只有自己做对了更令人安心；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多样观点并存，对金融市场良好运行非常必要。
最后，本文列出“避免事项”清单，希望帮助大家自救：
1.不要百分百地相信自己的一切想法
2. 不要经常重新评估你的投资
3. 不要为了获利止损而转移目标
4.不要随波逐流，跟随大众过晚入市
5. 不要因为其他人卖出而跟着抛售
6. 不要忘记你的长期目标
7. 不要全然相信最近听说的资讯，要查清事实
8. 不要被压力击垮，休息一下，稍后再来
9. 不要担忧，现在困扰你的事，长远来讲可能并不重要
10. 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比团体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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