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01 13:54:25
据不完全统计，抑郁症在2014年已经夺去了至少8名中国留学生的生命，但更多时候，很多来自外界的声音还是会觉得，抑郁是因为融入不够好，希望用各种“融入指南”来让学生自己振作起来。
但一桩又一桩因心理疾病造成的失控事件，正不断提醒人们，抑郁这件事，绝不是患病者一个人的事，尤其对独自留学(课程)异国的学生而言，以理解、陪伴和积极治疗的方式陪他们走过灰暗时期，远比坚持学业重要。
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讨论“大学生精神健康”的文章中，开头便引用了今年1月因抑郁自杀的耶鲁女孩王璐畅的悲剧。家长需要知道的是，即使是在对抑郁症了解多于我们的美国，那些包括常春藤在内的顶尖名校并没有更好的校内政策关注抑郁症的孩子，相反，名校严格的请假、退学、复学制度只会让无助的留学孩子隐瞒病情，导致悲剧发生。
逝者已矣。当外媒以严肃的态度谴责名校对待学生的态度时，外滩君觉得，国内家长应该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一些了解，对孩子“不高兴”的情绪多一些关注。
2015年1月25日这一天，王璐畅最后一次刷卡进入她的住宿学院制学校。那天是一个星期天，很多耶鲁大学学生都在图书馆埋头苦干，紧张地准备下周的学习。两天之后，主修数学的二年级学生王璐畅，在网上订购了单程机票，离开纽黑文飞往旧金山。她并不打算回来。
1月27号周二下午1点26分，她在脸书发表了令人担忧的信息，这使得她的同学和老师疯狂地寻找她的下落。信息如下：
“亲爱的耶鲁大学：我爱这里。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我需要时间去工作，我需要时间去等待新药物以治疗我的病。但是学校不能满足我这些。我承受不起离开学校一年或永远退学。璐畅上。”
约五小时后，耶鲁大学的院长Jonathan Holloway通过邮件通知全校王璐畅同学“明显死于自杀”。
《耶鲁每日新闻》的调查报告上写到，一个忧郁的女子从金门大桥跳入旧金山湾自杀。虽然在桥上发现了一个明显属于王璐畅的背包，但是加州海岸警卫队上找不到尸体，所以不能确定王璐畅是否已经跳桥。值得大家同情的是，她只有20岁。
“刚刚出院，我的学号和宿舍钥匙都被没收了。学校只给了我一个晚上收拾我的行李。”王璐畅曾对她的朋友说。
退学复学政策严格
在王璐畅死后数周，耶鲁大学同学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她的哀悼。另外，学校的退学和复学政策让他们感到愤怒。某些人说，这些政策对他们造成了精神压力。参与匿名调查的几个耶鲁大学本科生表示，耶鲁大学强制患有精神问题的学生离开学校，这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恐惧。
另外，不允许患病学生返校也让他们感到恐惧。如此一来，已经产生了焦虑、忧郁以及其他精神问题的学生也许会因为害怕被学校退学，而不能得到良好的治疗。
对于大部分患病学生来说，问题很快将变成“我该对学校透露多少病情?”
耶鲁大学二年级学生Caroline Posner提倡在学校实行精神教育改革。
他说：“事实上，王璐畅的自杀案件明确表明学校的退学和复学政策在本科生中掀起了波澜。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学选择隐瞒病情，因为他们害怕会因自己的精神状况被学校勒令退学并被送进医院。但是学校的政策里并没有说明，何种患病程度的学生会被送进医院或退学。所以学生为免于退学，会选择对治疗师说谎，以保学位。”
王璐畅因精神问题已经退学过一次。依据耶鲁的政策，学生第二次退学之后，恢复学籍变得更加困难，只有在“医疗性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能二次恢复学籍。
准确来说，耶鲁大学的精神健康政策问题不是很特殊。常春藤联盟学校例如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包括杜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精神健康政策同样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例如，在过去的两年里，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大量学生自杀。)
事实上，大学生精神健康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情况正在不断恶化。
王璐畅的死以及媒体对此事的关注，导致耶鲁大学的精神健康政策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大量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学生在市政厅与学校官员交涉，就政策的公平与透明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而在耶鲁大学的风波表明学校有关精神健康的政策应该因人而异，适度地依据不同学生的情况有所调整。
耶鲁大学现行政策列明成绩优秀的本科生一学期可以请假十天。学生可以用这段时间交流学习或实习，弹性安排自己的时间，并且他们不需要补课。
但是如果学生请假的时间超过十天，那么他必须退学才能外出交流或实习。(这项政策不考虑学生任何的特殊情况，包括离校治病，如：癌症或忧郁症。)如果学生退学后想重回耶鲁大学，那么他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
过去最少十年，这些要求震慑了很多耶鲁大学同学。政策含糊地要求学生，如果在外出实习或交流时仍想要保留在校学位，那么必须对学校有所建设性的贡献或品学兼优。直接说就是学生要想复学必须利用课外时间在学校兼职、工作，或是在退学期间自学完所有课程，赶上进度。
任何想要重返校园的本科生必须在学期一开始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接受面试。虽然这些学生由独立委员会筛选，但是他们返校几率会受当年招生名额影响。耶鲁大学有权因不同情况修改和控制收取的复学生名额。(独立委员会主席Pamela George对这项政策没有任何评论。)
耶鲁大学发言人Tom Conroy从不提及耶鲁大学每年退学后又复学的学生百分比。但是学校更愿意及时公布有多少新生被录取。
经历过复学的耶鲁大学学生声称，复学对于学生来说，需要承担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在退学期间自学完所有课程方才可复学，因此，很多退学的同学需要在校自费补课，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并且很多学校不给退学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此外，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可能花费数千美元寻求专业治疗以证明他们是健康的。Alexa Little，耶鲁大学大三学生，2013年离开耶鲁大学，去年秋天回来。Alexa说：“在学期末，生病或意外爆发慢性健康问题的学生，将被视为他们自愿选择承担经济负担和复杂的复学过程。”
文化压制
研究表明，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离开学校接受治疗，更有利于他们病情的好转。然而令人气愤的是耶鲁大学把那些患有严重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看作是累赘而不是学校大家庭中的一员。
耶鲁大学一个心理学初学者指出，耶鲁处理大学生精神健康问题的方式实际上造成了一个文化压制。在耶鲁大学，学生不会公开讨论精神健康问题。
耶鲁大学的退学和复学政策使大学生不愿意公开讨论自杀的念头，自我毁灭的行为和轻度抑郁。如果讨论这些，可能导致学校官员质疑该学生是否适合留在耶鲁。
很多学生可能恐惧与学校官员讨论精神健康问题，比如耶鲁大学的临床医生及教务长Tammy Pham教授，他是王璐畅的好朋友。他说，许多高等学校的学生非常渴望成功，因此他们不愿意请假，即使请假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因此，耶鲁及其他同类高校的学生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对待几乎所有事都说OK。Tammy Pham教授补充说他希望耶鲁能废除复学政策中的某些要求，比如学生一学期请假超过十天就会被强制退学，十天的要求似乎过于武断和局限。
精神健康政策改革建议
就其本身而言，耶鲁大学成立了一个六人委员，2014年12月开始重新审视其复学和退学政策。2015年1月下旬，王璐畅死后的几天，耶鲁大学致信给最近复学的学生，询问他们有关退学和复学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封信里提出了几个问题包括：“你退学时有考虑复学的事吗?”但是耶鲁大学发言人Tom Conroy不愿意说将用多长时间修改政策。
学生呼吁改变耶鲁的精神健康政策已有一段时间了。但高年级大学生Geoffrey Smith最近放大这些呼声，支持抵制一年一度的耶鲁大学高年级的筹款活动，直至学校废除退学和复学政策。
与2014年相比，筹款活动参与人数下降18.6%。在一封电子邮件中，Smith指出建议由学生领袖制定一套合理的政策，放宽对学生请假的时间限制，去帮助耶鲁大学学生减轻压力。这些包括允许学生请假至学期中期。
除此之外，Smith还提出其他的改革，包括考虑学生经济状况，根据学生的需求调整复学政策。Smith表示，如果退学的学生能更容易重返校园，那么学生对退学的恐惧将会减少，学生也不会因请假陷入一个可怕的困境。
大学生精神健康问题严重
最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超过150000个大学新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近10%的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经常”感到沮丧。此外只有5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情绪是健康的，这项数据是调查以来历史最低。
同样，2012年，高校心理咨询协会董事完成年度会员调查。70%的学校官员表示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一年前有所增加。值得关注是，近40%本科生在毕业之前曾使用过学校的心理健康资源，一些学生声称，等候心理健康服务的时间过长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
Victor Schwartz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多年来研究年轻人的精神健康。Schwartz知道许多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精神健康治疗服务，但没有进行充分地推广宣传。他补充说政策本身一样重要，如果学生觉得他们患病会带来惩罚，那么他们便不愿透露自己的病情，于是很少的人将了解他们存在健康问题。
耶鲁大学的临床医生及教务长Tammy Pham教授说学生不应该只责怪学校，相反，他们应该努力培养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并且关注同辈的精神健康问题。而学校肯定需要修改退学和复学政策。
她相信学生的忧虑可以通过修改严苛的政策得到缓解，例如在学校宣传精神健康教育，推进学生互帮互助系统，推动精神健康伙伴计划，增强学生和老师间的沟通以及举办研讨会讨论精神健康问题。
“耶鲁大学有能力引领大学精神健康治疗，” Tammy Pham教授说。“在大学精神健康治疗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幸的是在悲剧发生后人才会聚在一起，认清问题所在。但现在，我们更加需要关注在世的人，完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