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7 11:50:52
如今，虽然作为民主党激进青年势力、民主党建制派、反川普松散联合体的集体大妥协的产物，拜登的上台体现的是整个美国撕裂状态下脆弱的平衡。但在美国因疫情的冲击下快速走向了内部矛盾爆发和国家基础能力虚弱的情况下，建制派和选民都不得不在拜登身上寄托了一种拨乱反正的情绪。
拜登的内阁成员中，因为媒体的吸睛宣传，他所谓多元化的部长名单，白宫幕僚和发言人的影响被放大了。其实整个内阁设置里面，我反而认为更需要关注的两个人是作为贸易代表的戴琦和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
为什么呢？这两个位置其实非常微妙，对于总统整个决策思路，尤其是外交专项事务的影响力是不能被忽视的。整个川普时代的贸易战，实际的协调者就是作为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而这位也是当年促成日本广场协定的重要经济鹰牌人物。
所以两位专项事务顾问，以及新设立的印太战略顾问等所谓幕僚团队，其实是我们理解拜登政府可能会采取的政策方向的重要依据。相反，主要是诞生于党派内妥协和党派间妥协的部长们和部长级官员们往往是维持美国各部既有常规政策的橡皮图章。
而这批人，相比于我们以前提到的川普时代以新保守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为主的外交思想，他们更接近于罗伯特·基欧汉、伊肯伯里等人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地区整合理论、自由秩序说的新制度主义模式。而这种外交理论，也决定了拜登内阁对外决策的一些愿景，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谈一下。
（罗伯特·基欧汉，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权力与相互依赖》等。约翰·伊肯伯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自由主义利维坦》等）
首先，贸易代表戴琦，政坛上初显端倪的大事件是美墨加贸易协定。她热衷于用WTO框架和美国在区域贸易的优势地位进行议价，而她和墨西哥的谈判核心的政策工具就是所谓的“劳工权利”和“贸易标准”，她的核心施压点在于:
1.劳工条款，要求墨西哥放开对墨西哥工人的独立集会和工会运作，建立墨西哥监管部门和工会的垂直集体谈判，而非现有的企业代理模式。同时以此降低美国公司同等利用引进廉价的和兼容的劳动力并对美国内劳工进行压价的可能。
2.国家间劳动纠纷的部长级磋商制度，而劳动纠纷的协调本身要纳入国家间协议的监管，以及还要监督各方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即形成对缔约方劳工权利执行情况的总体干涉和监督。
3.医疗采购条款。对医药行业进行整体限制，这个在当时被普遍解读为配合国内医保政策。这其实也包括对美资跨国资本的限制，起到一个敲打的作用，避免跨过资本的公司利益与白宫总体的经济政策考量脱节。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戴琦和莱特希泽的最大区别在于，莱特希泽乐于通过主权国家间的极限施压，建立高成本消耗的边缘博弈来形成高层磋商会议，形成定额采购或者定额汇率等政策来取得进展。而戴琦更乐于用劳工权利等多边国际框架下的公共品来取得对方主权机器和社会团体三方之间的错配和信息对调，从而用这种策略包来取得协议的进展空间，并且热衷于依赖协议带来的多边协调体系来保证这些利益落实。
其次，我们来聊聊印太战略。印太战略的公开稿，也就是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主导的版本在川普下台前意外地解密公开了，这个我们可以在中文世界看到主要内容的译稿。印太战略最初是美国军方体系构造的一套战略体系，相当于把原太平洋战区的战略支点放到了印、澳、日、美的四国联防框架，并强化印度洋军事支点的作用（主要是迪戈加西亚——查戈斯群岛基地战略群和印——美合作），把传统军事存在——预备干涉的战略调整为了大国竞争框架。
配套的还有各军种的战略调整，比如海军陆战队在重型两栖远征团的基础上升级的远征前进基地战略（两栖戒备群+濒海战斗团）；空军方面也提出了所谓全域联合作战来替代以往空地一体化作战的战略框架；陆军则提出了多域战的概念，并在传统ABCT/SBCT框架外搞了旅级的多域战斗群；海军则延续了上世纪的分布式作战+由海向陆，只是侧重点由海向陆战略转向分布式作战和反舰对抗上面了，相当于拨乱反正那些搞了十年却收效微妙的军工项目，比如著名的濒海战斗舰以及朱姆沃尔特。
这使得2021-2023每年的国防财政预算都会倾向于解决新战略调整暴露的武器装备断档/缺档的问题（相对于战略发展更稳定的中俄），比如陆军在开发ERCA来取代老旧的M109系列，美军甚至开始重视他从来就很糟糕的伴随防空，即斯崔克平台基础上改的IM-SHORAD平台（包含未来拟定要上的间接火力防护等模块），以及暂时拟定开发填补以前霍克退役后空白的新地空导弹项目（LowerAD)；重启了迟到了快二十年，可能出生即落后的伯克iii，也采购意大利版的fremm，重启护卫舰项目；反舰导弹也重新上马了高超音速项目（AGM182和AGM183）。
面对在反舰导弹明显感受到中俄的压力下（中:鹰击18、东风17、东风26；俄:匕首、锆石、玛瑙），开始靠自研、翻新旧平台和购买他国军火勉强凑齐了LRASM(agm158C)、MST(海上打击战斧）和NSM（就是挪威康斯伯格企鹅系列的升级版）这个以亚音速低空掠海隐形突防为主的反舰体系，终于取代了破旧的鱼叉全家桶（包括SLAMER和AGM84H的各平台型号），但依然在美国自己的新大国战略下面显得依然有些捉襟见肘。
当然军事不是本文的重点。外交上印太战略的核心还是“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AsiaReassuranceInitiativeAct)与“善y32;投资促进发展法”（BUILDAct）构造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投资模式，通过印太盟友体系去干扰我们的一带一路并强制捆绑自己的建设和投资标准。
当然，美国在基础设施输出本身上已经完全不具备和我们竞争的能力。于是这出现了两种整合模式的竞争:
我们更类似于互惠主义，即主权国家间信用和直接投资，这包括我方政府主主导的高会项目的产能落地、直接投资和贷款，预期收益无是形债权和债权带来的基础资源抵押，从而继续扩大投资合作的深度。
而美国印太模式延续他以往的捆绑模式，就是联邦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缔造一个区域性的商贸协定，建立一个基于协定仲裁机构，于是通过第三轨道外交引导跨国资本、政策咨询公司接洽相关项目并捆绑政治交换，然后逐步建立起本协议体系下的技术标准和投资标准，然后通过这种标准和政治让渡来保证后续收益。
同时在外交上建立所谓的四方对话体系，包含美印的防长级和部长级会议机制，直接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了印度主导的SAAR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并借由这个体系通过《部队地位协议》(SOFA）等来捆绑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作为印度下的印度洋战略直接介入者，并加紧对印军事出口和维护所谓印度洋的共同防务安全。
而在希拉里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时期，南太平洋一直是美国战略薄弱环节，于是以澳大利亚为主体的所谓军事合作体系，包括以达尔文为核心的军事基地协防体系建设，同时相当于以澳大利亚为核心政治实体试图捆绑南太平洋各国，并积极动员英国加入（这也是英国航母会来亚太参加军演的缘由）。
当然借由南太平洋这个战略跳板，是希望继续将政治衍生到东盟。东盟作为我们的核心伙伴也是整个东亚——东南亚经贸合作体系的产业链中转站，积累着RECP等常态化区域合作体系，而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重要瓶颈和制约，哪怕是他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也依然不会引发东盟任何回应。
而从印太战略我们可以看出，从特朗普末期到拜登延续的对外战略可能是转向新制度主义的混合战略。
现在我们回到我认为拜登内阁最重要的人物：杰克沙利文。
杰克沙利文在拜登竞选期间就已经在诸如《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他的观点某种程度也形成了拜登未来政策导向的信号，我个人对他的总结包含以下几点:
1.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毫无价值，美国应重新拿起产业政策，以美国目前科技优势的“关键产品”重回全球供应链体系，保障供应链安全，并逐步成为新业态的标准制定者。
2.回归美国传统盟友体系，但应放弃过度军事化的地区干涉主义，同时也认为特朗普孤立主义留下的权力真空暂时还无法被替代，于是回归民主党建制派传统，对国际多边协调框架和介入地区公共事务充当仲裁者，提供公共品。
3.创造统一性的经济政策，区分跨国资本集团的公司利益和美国本身的利益，有效地重构现有全球化模式。同时相对于特朗普的减税+削减公共投资+军事采购模式，未来将采取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发展，科技产业投入，扩大公共投资和科技投资促进技术增长。
4.弥合国内撕裂现状，重新建立所谓以中产阶级和进步主义理念（Liberal）为主体的开放性美国价值和新国民认同，摒弃传统保守主义和本土性的美国价值。
5.强化美国普遍主义公共理念的规范性建构，强化西方世界的内部认同，以及从美国治理转型为美国领导。
6.加强联邦政府战略决策的话语权和统一性，特别是在干涉政策上采取混合策略，在保有两院的情况下强势介入军工和国防利益体系，强化预算管理和项目监管，并严格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进行国防预算。
当然以上基本上都不可能理想地实现，尤其是纠正其国防军工预算体系这属于试图垫付冷战遗留的一系列利益分割体系，这不是一届拜登政府能够作为的。其次全球供应链已经形成既有的全球循环逻辑，供应链竞争最重要的产业配套、人才梯队积累、完整工业技术体系和上下游高效产业链这些要素配置已经不是美国能重建起来的，所以不可能美国多年产业大规模转移和跨国资本主导后以后，还这么容易就回归正轨。所以这些充其量只是拜登内阁幕僚的一种提法，但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拜登未来可能的一些思路。
比如后疫情时代的所谓供应链关键物品，说白了就是疫苗，这也是moderna和biotech（资方是辉瑞）被FDA飞速推进疫苗审批，并快速投入产能，甚至在美国三月内接种率还不到百分之十的情况下急急忙忙接大量海外订单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借由现有疫苗作为关键物品捆绑一系列医疗产业标准和政治协定，然后以这个伴随医疗产业介入后疫情经济体系的供应链节点。杰克沙利文也是拜登政府疫苗外交战略制定的关键人物。
这一系列决策包本身也就算刚才我们提到的六条思路的混合策略产物，同时疫苗外交也在文化上建构他在西方这个建构性文化身份认同和共同规范中所谓的领导力，用美国媒体的揶揄就是拜登觉得他自己是救世主（手动斜眼）。
又比如重回巴黎协定，把气候议题放在极高的位置。除了在国际公共事务上重新去发挥美国的话语权和重构美国对国际社会输出的价值观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各大国开始做碳达峰承诺后，气候政治就不仅仅是以前碳排放权（即发展权）以及碳交易规则的争夺，更是未来几十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后整个人类工业体系、产业分工体系的标准制定权。
在碳达峰导向去重构能源等基础工业物料的底层技术变革后，对整个依赖于化石能源基础的现有工业体系变革是巨大的，可以说目前的气候政治决定着未来几十年人类产业结构的标准制定权和产业分工的生态位，也是未来新技术革命的承载者。在国际政治层面，围绕气候政治和碳政治的国际仲裁体系和碳交易结算体系是基本的多边协调骨架，同时也是主要大国未来介入地区经济事务的关键节点。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战略窗口期。
而购买美国法案，在外贸上要求50%美国零件的限制（通过原产地证溯源），与其说是对我们的贸易保护干涉，更不如说是美国自己的内政，因为这个法案能影响的份额，可能占美国进口额的百分之五都不到。实际上也是杰克沙利文提到的几个思路的混合产物，即给美国供应商让利的方式，配合印钱带来的企业低息贷款、债务延期以及直接发钱的纡困金，试图解决美国国内因疫情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中小供应商、餐馆以及庞大的隐藏失业人群。
而延续这几个思路延展一下，美国转向新制度主义和盟友体系后，首先会介入的是欧洲事务和法德关系之中，特朗普时代的流氓帝国主义使得欧洲开始在法德的主导下产生欧洲整合主义意识和法德轴心框架，并积极用欧盟作为政治主体去参与国际事务。但几年下来，当年激进的欧洲联合军、共同预算机制、工业体系整合等等基本上深度流于表面，无论是梅斯堡宣言，亚琛条约或者是阿尔斯通——西门子合并案，欧洲联合护卫舰计划和下一代战斗机计划等等，都还处于没有真正落地或形成了过度妥协性的方案。
所以整体而言冯布莱恩、卡伦鲍尔等在共同安全框架和整体外交上还是欢迎美国继续主导的，虽然老成持重的默克尔给了警告，并且德国这种欢迎态度一定程度引起了热衷于给欧洲当面子的马克龙的反感。但欧洲保持独立话语权已经是欧洲的既定政策了，这使得拜登的重建盟友体系的工作不可能那么顺利，欧盟会寻求在不违背美欧传统盟友协定下，独立去和中俄，甚至其他地区大国接触和参与地区事务。
而延续这个思路，戴琦作为贸易代表大概率会继续贸易战留下的双边协调机制，在知识产权和劳工权利以及介入区域经贸合作体系等她擅长的玩法，在盟友体系框架内，对我们的双边贸易上寻求套利空间，所以在今年年末拜登可能的访华或者双边贸易谈判可能也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和艰苦战役。
同时，疫情和特朗普时代的动荡期，使得我们在双边竞争中已经慢慢占据了主导位和优势位。面对拜登疫苗外交，我们对于疫情期间传统帮扶对口国已经实现我们自己的疫苗外交圈地，无论是塞尔维亚还是沙特等中东国家。即使在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内的拉美和欧盟，我们也最少也能够充当美国之外的优质替代选择，这样部分国家会通过平衡使用我们和美国的疫苗来针对美国议价，削弱美国的政治捆绑。
而对于更为想寻求独立话语权的欧盟，我们在对口帮扶的欧洲国家取得的成就，也会让欧盟考虑打开对于我们的医疗产品禁令，也通过搭便车博弈的方式在不违背美国盟友体系的情况下，用我们的疫苗与美国议价，并和我们达成新的合作。
如今，在世界被新冠疫情深刻改变后的中美双边竞争中，世界将迎来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秩序建成期，在这种窗口期的战略博弈会决定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而机会也在我们的手中。
